一个没有户籍的陕西村庄和那里的村民

通讯靠吼，交通靠走

张丕贤的老伴因病住院多年，养羊攒下的一点钱被花得一干二净，还借了高利贷。张丕贤希望有了户口后可以参加农村的合作医疗，尽管他知道那对于老伴的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“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位公民的权利，是权利我们就应该享受。”

黑户岭没有医生，平常的小病是没有人去医院的，只有明显感觉到得了重病，才会到30多公里外的乡上去找医生。那些即使得了重病但没钱医治的人，更多的是根据一些年长者的指点，去深山里找一些草药自己熬着喝。

位于深山里的黑户岭的人要到外面去，先要走十几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。前些年这里并没有路，下山的人都是在齐腰深的蒿草里自己找路走。土路是一家石油钻采公司修的，仅容一辆卡车通过，每一条路的岔路都通往一口油井。

“黑户岭的人好多连汽车都没有见过，钻采公司的车刚来的时候，人们都很好奇，觉得这东西真怪，有几个轮轮就能爬上这么长的坡。”钟前章老人说。

84岁的李旺成至今还是光棍。李旺成上世纪70年代逃难来到这里，年轻时靠种地糊口，现在老了干不动了，只能上山挖草药，捡野杏、酸枣，然后卖了换钱。谈到今后的生活，李旺成老泪纵横。

黑户岭至今没有通电。40多岁的郭宣传养过羊，是当地较为富裕的人，富裕的标志是他有一部手机。“我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。”郭宣传说。让他感到尴尬的是，手机买回来后他才发现，每用两三天就要给手机充电，而充一次电他要走好几里山路，去附近一个村子的亲戚家。

黑户岭的群众吃水要到十几里外的山泉里挑，或者用毛驴驮水，遇到雨雪天路不好走，他们只能用脸盆接雨雪。因为没有电，磨面至今还用着石碾子。

“我们这里现在还是半原始社会，外面的人说我们这里是通讯靠吼、交通靠走、生产靠驴、治安靠狗。”张丕贤说。今年8月，张丕贤和几位村民曾到陕西省政府反映情况，这是66岁的张丕贤第一次到西安，“马路光得能照出影影，我们走惯土疙瘩路的人不敢走，总害怕滑倒。”

“我们去了才知道，住旅店要拿身份证登记，如果不是一位热心人帮忙，我们只能睡大街上了。”张丕贤说。

去西安的经历成了张丕贤一个非常自豪的谈资，总有村里的人来听他讲西安的情况。

不过，对于这个大城市，张丕贤并没有留下多好的印象，“我们去向一家报社反映情况，报社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几百米，但我们不知道，就掏钱坐了一辆出租车，谁知道出租车绕来绕去，多跑了不少路。”

这件事情让张丕贤得出的结论是“大城市的人都不实在”。

来黑户岭已经20多年的白成明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也没有出过一次远门。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几乎一无所知。几年前，曾有一位外面的人来这里，说这里比大城市最少落后一个世纪。白成明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距，“后来我才知道，一个世纪原来是100年呀！”

你们是“黑户”还想干啥

其实严格地说，黑户岭的人并不是没有户口。

“我的户口在老家吴旗县，但我来这里已经27年了，老家房子没有了，地也没有了，回老家去根本没办法生活。”张丕贤说。

对于老家，张丕贤的印象只有饥饿和繁重的集体劳动。大锅饭，最终成了一个破碎的乌托邦。

“分田到户后，黑户岭基本上再没有人来过。”张丕贤说。吃大锅饭、分田到户，对于1990年后出生的钟美灵这些黑户岭的第三代来说，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。

在中国农村，上个世纪80年代前的人民公社时期，大批的农民为讨口活命的饭背井离乡、流落异地。

基本上，黑户岭人的情况都和张丕贤一样。

身居深山老林的张丕贤，对贫富差距的感觉来自于家门口川流不息的汽车，“每天拉油车跑好多趟，经常也会有油老板开着车上山来，吃得肥头大耳。”

在黑户岭有十几口油井，但这些油井几乎难以惠及当地的群众。

“我有一片种红小豆的地，钻采队给我连招呼都没打，直接毁了苗打井，我要赔偿要了四年，对方给赔了1900多块钱，而我为此花了有2000块钱。”郭宣传说。

据介绍，钻采队占用当地的土地都会按一定标准给赔偿，而给黑户岭的赔偿很少，大部分被乡政府截流。曾有村民向镇政府反映此事，管事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噎回去，“你们是‘黑户’你们还想干啥？”

郭宣传目前还担任着黑户岭的“村长”，不过他认为自己是“黑村长”，“没有选举，乡上领导口头任命的。”

郭宣传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乡上收粮收款，免交农业税后，郭就没事了，“早该换届了，但因为现在不用收税了，乡上也不管我们了。”让郭宣传失落的一件事情是，免交农业税后，乡上发的每年300块钱补助也没有了。

让村民们想不通的是，乡上一直向他们收取各种税费，但户口问题却不给他们解决。村民何奋元拿着一厚叠票据、白条等告诉记者，这几年来他总共被收了有7000多块钱的税费。收费的名目很多，有农业税、羊绒税、道路维修费等，甚至还有一张名为羊圈费的200元收据。

一位村民反映说，他们交的钱好多都是对方写个白条，“不给就要挨打。”

在交款人一栏中，何奋元的名字被写为何丰源、何奋源、何风元等多个。对于哪一个是正确的，何奋元自己也搞不清了。

深山老林里，这种现象并不鲜见

“我们刚开始反映问题时，县里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属甘泉县，后来我们拿出了地图，他们才承认。”一位村民说，“以前甘泉县和志丹县争地盘打油井时，甘泉县一直说我们住的这片地方是甘泉的，一到解决问题，怎么就不承认了。”

2006年3月5日，在当地乡政府的见证下，黑户岭的村民和临近两个村委会签订协议，黑户岭的村民分别并入这两个村管理，但不享受土地承包、宅基地审批、集体分配、退耕还林、移民搬迁等权利。

“只要能解决我们的户口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”村民们说。

但这一协议最终未能执行。县上答复说是签订协议的两个村委会反悔。村民们认为真实原因并不在此，“县上是害怕给我们办了户口后负担太大。”

甘泉县政府监察室主任赵延峰并不否认这种说法，“黑户岭有200多人，但只有300亩土地，况且这些土地都是坡地，属于退耕还林的区域，也不适合居住。”

赵延峰同时承认此前签订的协议有不合理性，“既然给办了户口，就应该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，但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很难安置这些人。”

据介绍，县上曾准备给黑户岭的群众解决城镇户口，但他们不愿意。对此，“黑户岭”的村民有自己的考虑，“我们世代以耕地为生，没有了土地，我们怎么活下去？”

8月26日，甘泉县政府向延安市政府汇报了此事，甘泉县政府认为，这些黑户本来有自己的户籍地，在甘泉县落户，不仅受土地政策诸多条件的限制，而且对生态的破坏十分严重，加之近年来国家退耕还林、封山禁牧等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，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受到极大的制约，即使让这些人在此集中安置户口，也必然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。

这份汇报材料建议，采取“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、分散安置”的办法，并恳请由市政府协调召开相关县的联席会议，但截至发稿时，延安市政府尚未对这份汇报材料作出回应。

“我们现在主要是回不去原籍地了，要不我们肯定会回去的。”张丕贤老人说，“离开老家几十年了，没有地，也没有房子，回去后怎么生活？”

黑户岭的群众认为，甘泉县政府之所以不解决他们的问题，是害怕背上负担，“农业税一免，我们不给政府交钱了，但政府解决了我们的户口，就要给我们解决水、电、路等问题。”

另一说法是，这些“黑户”会拖甘泉县计划生育的后腿。

甘泉县政府担心的另一个事情是，在该县境内，存在这样问题的肯定不止黑户岭这200多人，“尤其是交界地区的深山里面，还有许多这样的情况。”

据了解，在中国许多省市交界的深山老林里，这种现象并不鲜见。

午饭的时候，村民张增亮从鸡窝里抓出来一只鸡，非要给记者杀了吃，说是前一天听说记者要来，就关在鸡窝里没有放出来。记者再三谢绝，最终说不吃鸡肉，他才把鸡放掉。

“这可是纯正的土鸡，刨着野食长大的，你们城里人最爱吃了。我们这个深山老林平时是很难来一次领导的，你来了又不吃鸡，再也没什么招待你。”张增亮有些遗憾地说。

据介绍，因为“黑户岭”村民的多次上访，在不久前，曾有当地乡上的干部到“黑户岭”去了解相关情况。

在张增亮家的院门口，一堆雪白的鸡毛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显眼。